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 谱写佛教新时代篇章

中国西藏网讯 近日，第四届黄寺论坛在京举行，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长鱼接受了本网记者专访

图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王长鱼接受本网记者采访。

王长鱼首先对历届黄寺论坛做了简要介绍。他说，黄寺论坛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而创办的一个文化品牌论坛，每两年举办一届。2013年举办了第一届，主题为“乾隆皇帝与六世班禅”，突出的是黄寺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体现的是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第二届黄寺论坛主题为“西黄寺与藏传佛教文化”，突出的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和大德高僧们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第三届黄寺论坛以“黄寺与紫禁城”为主题，透过紫禁城与黄寺的历史反映清中央政府如何建立起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政府的历史定制。

王长鱼说，本届黄寺论坛的主题为“从黄寺与皇家寺院看佛教中国化”。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对宗教工作提出了要求，除了要坚持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之外，特别指出“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其核心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推进宗教中国化的进程，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因此，本届黄寺论坛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指示和要求。

此次论坛除了有藏传佛教界代表参与外，还有汉传佛教寺庙代表；除了有僧人亲自探寻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之外，还邀请了专家学者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宗教工作方面的要求，加强学习交流，加深大家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理解。

图为论坛现场

对于佛教中国化，王长鱼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认识。他说，翻阅中国佛教发展历史,佛教自汉代正式传入我国以来,在自觉适应中国社会,实现佛教中国化方面有许多值得挖掘和弘扬的内容。可以说佛教在中国化方面是最典型、最具成果，虽然很曲折,也最成功。

佛教自觉适应中国传统价值观,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中国佛教

佛教从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中汲取了实现中国化的精华。其一、佛教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相契合,积极汲取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和形式,使佛教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使佛教理念得以普及。其二、佛教思想与道家“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精神相通。其三、“儒释道”格局的形成，是佛教适应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成果。

佛教中国化的结果是佛教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中国化的成果不仅是佛教稳固了地位,而且佛教文化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首先是佛教语言对中国语言词汇产生的影响,今天我们使用的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很多词汇和观念都来源于佛教。

其次是佛教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的影响，人们平常遇到困难随口而出的“佛菩萨保佑”“阿弥陀佛”等祈求,说明佛教潜移默化已经到了人们的潜意识之中。

再次是佛教思想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以《西游记》、《红楼梦》为代表的充满佛教思想意识的小说和以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为代表的石刻艺术都是例证。

藏传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

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我国西藏地区适应当地社会需要,与藏族本土宗教信仰积极交融,与藏族文化和社会生活不断融合,经过了几百年的适应发展,佛教吸收了本土宗教信仰中的部分祭祀仪式、法器和社会文化元素等,从而形成了藏传佛教。随着藏传佛教在我国西藏和四省藏区的传播,藏传佛教寺院成为了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藏族的文学、艺术、建筑等领域几乎都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成为了藏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教化功能

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如孔孟之道一样,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形成了教育民众的功能,教人积德行善,福及后代。“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是对佛教为人处世原则的高度概括,倡导在止恶行善的过程中净化自己的心灵,最终达到“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目标。“诸恶莫做,众善奉行”的止恶行善的思想有助于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培养仁爱之心，形成社会友善互助,扶危济困,化解矛盾冲突。

国家公权力对佛教中国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封建帝王和皇家贵族运用权力在促进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从皇帝开始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就是皇帝敕建的。前秦王符坚大力扶持佛经翻译事业,使长安成为佛经翻译的中心；后秦王姚兴尊高僧鸠摩罗什为国师，并创立了我国的僧官制度。隋朝隋文帝兴建了大兴善寺，并任命二十五位通达佛教义理的高僧专门弘扬佛法。唐太宗时期大力扶持了玄奘的译经事业,推动了唐代佛教事业的大发展。武则天曾亲自参与佛经的翻译工作,并亲自撰写了对后世佛教影响极深的“开经偈”。元代皇子阔端与藏传佛教高僧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封八思巴为国师。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有着极为深厚的佛学造诣,他们广建佛寺,以佛教为纽带团结民族,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做出了重要贡献,顺治皇帝为迎接五世达赖进京朝觐修建了皇家寺庙西黄寺,乾隆皇帝为了纪念六世班禅修建了清净化城塔及塔院。

佛教中国化是佛教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佛教界人士的自觉

宗教本土化是世界各宗教生存和发展的普遍规律,宗教传播的前提是生存,佛教中国化也是佛教自身生存的要求。从佛教自身而言，“方便法门”是思想理论基础,从释迦牟尼开始便如此。佛教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其受众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因此需要融入当地文化并被当地人所接受,“方便法门”这一概念为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提供了空间。

佛教中国化不仅在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断适应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有新的发展。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律保护和佛教协会、佛教教育机构的建立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的广大佛教界人士提出的“人间佛教”思想就是佛教中国化的积极探索。进入新时代,佛教界高僧大德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开展汉传佛教的解经讲经活动和藏传佛教教义阐释工作等,为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做出了最新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西藏网 记者/李元梅）